是古圣王制为葬埋之法，曰：“棺三寸，足以朽，衣衾三领，足以覆恶。以及其葬也，下毋及泉，上毋通臭，垄若参耕之亩，则止矣。”死者既以葬矣，生者必无久哭，而疾而从事，人为其所能，以相利也。此圣王之法也。

今王公大人之为葬埋，则异于此。必大棺中棺，革阓三，璧玉即，戈剑、鼎鼓、壶滥、文绣、素练、大鞅万领、舆、女乐皆，曰：必捶（土余）差通，垄虽凡山陵。此为辍民之事，靡民之财，不可胜计也，其为毋用若此矣。

此求禁止大国之攻小国也，而既已不可矣，以上帝鬼神之福，意者可邪？其说又不可矣。今唯毋以厚葬久丧者为政，国家必贫，人民必寡，刑政必。若苟贫，是粢盛酒醴不净洁也；若苟寡，是事上帝鬼神者寡也；若苟，是祭祀不时度也。今又禁止事上帝鬼神，为政若此，上帝鬼神始得从上抚之曰：“我有是人也，与无是人也，孰愈？”曰：“我有是人也，与无是人也，无择也。”则惟上帝鬼神，降之罪厉之祸罚而弃之，则岂不亦乃其所哉？

是故求以治刑政，而既已不可矣，以禁止大国之攻小国也，意者可邪？其说又不可矣。是故昔者圣王既没，天下失义，诸侯力征，南有楚、越之王，而北有齐、晋之君，此皆砥砺其卒伍，以攻伐并兼为政于天下。是故凡大国之所以不攻小国者，积委多，城郭修，上下调和，是故大国不耆攻之。无积委，城郭不修，上下不调和，是故大国耆攻之。今唯毋以厚葬久丧者为政，国家必贫，人民必寡，刑政必。若苟贫，是无为积委也；若苟寡，是城郭、沟渠者寡也；若苟，是战不克，守不固。

今执厚葬久丧者言曰：”厚葬久丧，果非圣王之，夫胡说中国之君，为而不巳，而不择哉？”墨曰：“此所谓便其习、而义其俗者也。”昔者越之东，有輆沭之国者，其长生，则解而之，谓之“宜弟”；其大父死，负其大母而弃之，曰“鬼妻不可与局。”此上以为政，下以为俗，为而不巳，而不择，则此岂实仁义之哉？此所谓便其习，而义其俗者也。楚之南，有炎人国者，其亲戚死，朽其而弃之，然后埋其骨，乃成为孝。秦之西，有仪渠之国者，其亲戚死，聚柴薪而焚之，熏上谓之“登遐”，然后成为孝。此上以为政，下以为俗，为而不已，而不择，则此岂实仁义之哉？此所谓便其习，而义其俗者也。若以此若三国者观之，则亦犹薄矣；若中国之君观之，则亦犹厚矣。如彼则大厚，如此则大薄，然则葬埋之有节矣。故衣者，人之生利也，然且犹尚有节；葬埋者，人之死利也，夫何独无节于此乎？墨制为葬埋之法，曰：“棺三寸，足以朽骨；衣三领，足以朽

是故墨曰：“乡者，吾本言曰：意亦使法其言，用其谋，计厚葬久丧，请可以富贫、众寡、定危、治乎？则仁也，义也，孝之事也！为人谋者，不可不劝也；意亦使法其言，用其谋，若人厚葬久丧，实不可以富贫、众寡、定危、治乎？则非仁也，非义也，非孝之事也！为人谋者，不可不沮也。是故求以富国家，甚得贫焉；以众人民，甚得寡焉；以治刑政，甚得焉；求以禁止大国之攻小国也，而既已不可矣；以上帝鬼神之福，又得祸焉。上稽之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之，而政逆之；下稽之桀、纣、幽、厉之事，犹合节也。若以此观，则厚葬久丧，其非圣王之也。

众盗贼而寡治者，以此求治，譬犹使人三还而毋负己也。治之说无可得焉。

今执厚葬久丧者之言曰：“厚葬久丧，虽使不可以富贫、众寡、定危、治，然此圣王之也。”墨曰：“不然。昔者尧北教乎八狄，死，葬蛩山之，衣衾三领，谷木之棺，葛以缄之，既犯而后哭，满坎无封。巳葬，而乘之。舜西教乎七戎，死，葬南己之市，衣衾三领，谷木之棺，葛以缄之。已葬，而市人乘之。禹东教乎九夷，死，葬会稽之山，衣衾三领，桐棺三寸，葛以缄之，绞之不合，通之不坎，土地之，下毋及泉，上毋通臭。既葬，收余壤其上，垄若参耕之亩，则止矣。若以此若三圣王者观之，则厚葬久丧，果非圣王之。故三王者，皆贵为天，富有天下，岂忧财用之不足哉？以为如此葬埋之法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