藏书者就这样自得其乐，又担惊受怕地过着日。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一更大的担懮渐渐从心底升起：我死了之后，这一屋书将何去何从？

这担懮本来只应属于垂垂老者，但事实是，我边比我大不了几岁的学术界朋友已在一个个离去。

这虽是外在形态的问题，对藏书的人来说却显得相当重要。藏书藏到一定地步，就会对书的整形式重视起来，不仅封面设计，有时连墨纸质也会斤斤计较。捧着一本展洁净的书，自己的心情也立即变得舒朗。读这样的书，就像与一位面净、衣衫整齐的朋友对话，整个气氛回着雅洁和尚。但是，借去还来的书，常常变成卷角弯脊，一派衰相。有时看上去还算净，却没有了原先的那份，拿在手上绵绵、熟沓沓，像被去了骨一般。遇到这情况，如果书店里还有这本书卖，我准会再去买一本，把“熟”了的那本随手送掉。

其三，怕借去后彼此忘掉。我有好些书，多年不见归还，也忘了是谁借的，肯定永远也不会回来了。我信借书的朋友不想故意吞没，而是借去后看看放放，或几度转借，连他们也完全遗忘。3年前我去一位朋友家，见他书架上一《阅微草堂笔记》十分熟，取下一看，正是我的书，忘了是什么时候被他借去的。朋友见我看得神，朗地说：“你要看就借去吧，我没什么用。”这位朋友是位极其豁达大方的人，平生绝无占他人便宜的嫌疑；他显然是忘了。那天在场友人不少，包括他的妻儿女，我怕他尴尬，就笑了一下，把书放回书架。那是一个20年代印的版本，没有大大的价值，我已有了新的版本，就算默默地送给这位朋友了吧。好在他不在文化界工作，不会看到我的这篇文章。

又想起了我的一位朋友，半年前，他竟在报上发表告示，要求借了他书的人能及时归还。我知他的苦衷，他借书给别人十分慷慨，却是个不记事的大哈，久而久之突然发现自己的书少了那么多，不知向谁追讨，除了登报别无良策。我见报后不久来到他家，向他表白，我没有借过。他疑惑的目光穿过厚厚的镜片打量着我，问了一声“真的？”我不无惶恐，尽我确实没有借过。

还想到了泽东警卫员尹荆山的一则回忆。50年代末，泽东向黄炎培借取王羲之书贴一本，借期一个月。黄炎培借后心中忐忑，纔一星期就接连不断打电话问，问是否看完，什么时候还。泽东有生气，整整看了一个月，在最后一天如期归还。黄炎培也真够大胆的，但文人对自己的藏书痴迷若此，并不奇怪。

早在读大学时，我的一个同学就因患毒症死去。他本也是个买书迷，边钱不多，见有好书即便节衣缩也要到手。学校课程安排张，夜间书店又不开门，等

我生怯懦，不知如何向人书。黄炎培式的勇气，更是一丝无存。有时我也想学学赵景教授，设一个登记簿，但赵先生是藏书名家，又德望重，有资格把事情办得如此认真。我算什么呢，区区那一书，面对亲朋好友，也敢把登记簿递过去？

但是，有些失落不归的书是无法补购的了。有人说，外之，何必真？倡这些书曾经参加了我的神构建，失落了它们，我神领域的一些角落就推动了参证。既有约约绰绰的印象，又空虚飘浮得无可凭依，让人好不烦闷。不是个中人很难知：失书和丢钱完全是两回事。

或问：“你不是也购置远年旧书吗，旧书还讲究得了什么？”我的回答是：那是历史风尘，旧得有味，旧得合乎章法。我们不能因为古铜鼎绿锈斑剥，把日常皿也都搞脏。

由此我想到了已故的赵景教授。他藏书甚富，乐于借人，但不如何亲密，借书必须登记。记得那是一个中学生用的练习本，一一记下何人何时借何书，一目了然。借了一段时间未还，或他自己临时要用，借书者就会收到他的一封信。字迹娟小，言词大方，信封下端一律盖着一个长条蓝橡章，印着他的地址和姓名。

熟”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