连忙拉人询问，一位陌生人告诉我：“这是我们上海历史学界的不幸，接连去世两位！王守稼在给陈旭麓先生送挽联后，接受手术，没有成功。”那人见我痴呆，加了一句：“明天下午也在这里，举行王守稼副教授的遗告别仪式。”

是的，家住殡仪馆很近，明天，再去与守稼告别。

仪式结束了。我默默看看大厅里的挽联，不完的泪，堵不住的哽咽。突然，就在大厅的西门里侧，我看到了我的另一位朋友献给陈旭麓先生的挽联，他的名字叫王守稼。但是，他的名字上，竟打着一个怪异的黑框！

我实在忍不住了。站在王守稼书写的挽联前，为他痛哭。就在刚纔，我还在厅堂里到找他。他，今年46岁，也是一个少见的好人。早在复旦大学读书时，因家贫买不起车票，每星期从市西的家里发，长途步行去学校，却又慷慨地一再把饭菜票支援更贫困的外地同学。我忘不了他坦诚、懮郁、想向一切人倾诉又不愿意倾诉的目光。人越来越瘦，学术论文越发越多。脸越来越难看，文章越写越漂亮。论明清时期的经济、政治、外乃至倭寇，彩备至。他经常用宁波话讲着自己的写作计划“还有一篇，还有一篇…”像是急着要在历史上找到受苦难的病。陈旭麓教授就曾对我说，王守稼是他最欣赏的中年历史学家之一。直到去世，王守稼依然是极端繁忙，又极端贫困。他的遗嘱非常简单：恳求同学好友帮忙，让他年幼的儿今后能读上大学。这也许是我们这一代最典型的遗嘱。

龙华是不好写的。它长久默默地审视着上海的历史，而历史对它本却没有过多的垂，就像我上文写到的两位历史学家。是的，龙华就是一位年迈、潦落而昧于自己生平的历史学家。

篇后附记

以上这篇匆匆写于病中的日记或随笔，被江曾培兄拿到他主编的《小说界》杂志发表了，没想到竞在文化界引起反响，并不知不觉地在一次颇规模的“上海人一日”征文中获得首奖。我想这大概是由于评委都是文人，对我笔底的某苦涩味也有一切受的缘故。我在文中提到要在《文化苦旅》中加一篇以龙华为题材的文章，致使不少读者经常问起，但我一直未能写，真是抱歉。

朋友们走了，我还在。不怎么样，先得把陈旭麓先生的几篇文章找来，好好读读，再把我关于龙华的那篇《文化苦旅》写完。今夜就不写了，病着，又了那么多泪，早睡。

他走了，平平静静。他的大女儿向来宾致谢，并低声向父亲最后别：“爸爸，今天你的行装又是我打的，你走好，我不能搀扶你了…”

至今无法考定龙华寺和龙华塔究竟建于何时，几可能之间的时距竞相隔700多年之遥。放达一，我们可以接受一般传说中的说法，龙华塔由三国时代的孙权建于公元247年；谨慎一，考察现存的塔砖和塔基只是公元977年（北宋年间）的遗。我反正不以严谨的历史科学为专业，向来对一切以实证据为唯一依凭的主张不以为然，反而怀疑某传说和悟中或许存在着比实证据更大的真实。传说有不真实的外貌，但既然能与不同时空间无数传说者的悟对应起来，也就有了某层真实；实

带大的辛劳父亲；同时，他又是100多位研究生的指导教师。他不断地从家生活费中三五十元接济贫困学生，自己却承受着许多中国知识分都遇到过的磨难、折腾和倾轧。他对谁也不说这一切，包括对自己的女和学生，只是咬着牙，一天又一天，把近代史的研究推到了万人瞩目的第一平。